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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没有喜欢纪录片啊!」──专访误打误撞走进纪录片世界的导演

作者: 分类: V假生活 发布于:2020-06-11 浏览(304)


「我没有喜欢纪录片啊!」──专访误打误撞走进纪录片世界的导演

打从与纪录片《我们的那时此刻》同名新书出版时,我们便满心期待採访杨力州,好不容易等到专访时间敲定,《我们的那时此刻》也已上映了一段时间,不仅专访陆陆续续都已刊出,脸书动态时报也被杨力州映后座谈相关讯息洗版,以为片子票房太好,他忙着处巡迴座谈与受访,结果是忙着「催票」。

「票房不好,散客都没进来,最后还是得依赖包场。」杨力州难掩失望;当场听得我们也都很惊讶:怎会这样?不是报章杂誌、网路社群全都被灌爆了?

台湾纪录片上院线的成绩堪称全球绝无仅有,杨力州在《我们的那时此刻》书里也提到,台湾剧情片最惨的那些年,反而让纪录片有了出头的机会。纪录片不仅撑起票房,也吸引更多纪录片工作者投入、激荡出宽广的创作议题,影片内容很容易与我们的生活扣上关联,因而产生了「我觉得好看,也要别人看」的「包场文化」,不论是师长带学生、老闆带员工、企业赞助带弱势族群,一群一群观众走入戏院看纪录片成了另种台湾奇蹟。

纪录片撑起了一片天,但杨力州有了七部纪录片上院线的斐然成绩后,他更进一步期待《我们的那时此刻》可以「转大人」不再仰赖包场,而是恢复到观众自主性地走入电影院观影的习惯,「因为包场是扭曲的观影模式,看的人多半是被迫或者免钱而来,回到散客的观影环境才是健康的。」然而,《我》片结果仍不如他的预期。

当一场又一场播映结束后灯亮、掌声响起之际,杨力州步在向台前準备映后座谈的这短短通道上,总是让他想起多年前的一段记忆。

那年,热血的杨力州受到学生社团邀请,奔向南部校园参与映后座谈,但台下只有五名观众来捧场,且全是工作人员;换言之,根本没有观众。

当天学校举办舞会,社团卯足全力宣传杨力州的片子时,就有同学反应:「我今天心情很好,干嘛看纪录片?」杨力州听了啼笑皆非,但还是安慰社团干部。然而更深的挫败感正隐隐发酵,使他当晚搭上夜车返回台北时无法入眠。

「纪录片对我来讲,明明就是很棒的电影类型,怎幺自己喜爱的东西,在别人看来却是个笑话、连看都不想看?」

经过多年以后,即使纪录片已能登上院线独领风骚,但这份困惑始终未曾从杨力州的脑海褪去,因此每次创作时,他总会想:还要怎幺做,才能让更多观众喜欢纪录片?

我们问杨力州:「为何你的使命感这幺重?」他突然闪过一丝无辜的神情:「别这样说啦!」停顿半晌,他腼腆承认自己确实是带着使命感在创作,纪录片如此,广告亦是。

十五岁前的杨力州是个不起眼的小孩,功课不好,没什幺才华足以引人注目;同学上课努力笔记,他只记得英文老师小孩治不好的尿布疹;当乐队奏起「真正了不起」颁奖乐为台上获奖的同学喝采时,他在台下拍手自顾自哼着「没什幺了不起,没什幺了不起⋯⋯」,这个边缘人的世界,在一次画画比赛得奖后,彻底翻转。

听到自己的名字从学校扩音器传出,全校同学都在教室里早自习,走廊上只有他紧张雀跃地步往司令台。第一次觉得生命荣耀,第一次觉得自己也可以很特别,「从那一刻起我就告诉自己,成功的路不只有一条,它有很多可能。」

带着这份稚嫩的信心,杨力州走上美术之途,毕业后回到母校复兴美工执教。当年智育不优的小孩如今成为老师,本该是个更能鼓舞年轻人的典範,但不过两年时间,就让他对人生起了很大困惑:要这样过一辈子吗?他因而决定回归热爱的电影,报考台南艺术大学音像纪录研究所(现更名「音像纪录与影像维护研究所」)。

为了应考,杨力州临时抱佛脚猛K电影史,面试时,眼前一字排开坐满包括吴乙峰在内的七位评审老师。「我读到义大利新写实主义有一部重要电影叫做《单车失窃记》,我没看过,但听起来很厉害,我就背起来,不管怎幺被问,一律用这个片子回答。」

评审问杨力州喜欢哪部纪录片?他一阵困惑:「我没有喜欢纪录片啊!」所以按照前一晚的沙推,他用「义大利新写实主义单车失窃记」回应,结果遭到评审打断:「我们这是纪录片研究所!」那一刻,杨力州才知道自己报考的是纪录片研究所,而非电影研究所。

「那一剎那,我回了很大一声:『蛤?』我永远记得几位评审表情充满恐惧,而我脑袋一片空白。」当时气氛很尴尬,杨力州只想赶快逃离现场,但最后还是在不知所以的情况下被录取了。人生第一次误打误撞发现了自己的美术天份,第二次误打误撞擦出了自己对纪录片的热爱。

杨力州的表达方式很有意思,声调表情都不会太过夸张,他的嘴巴很小,即使笑,多半都是不露齿的微笑,但他就是有办法抓住听者的心;当他提到严肃、紧张或沮丧的事情时,我们都跟着陷入情绪,他却会在此刻突然天外飞来一笔逗哏,让大家瞬间爆笑划破凝滞空气;作品如其人,他的纪录片风格也总是让观众哭哭笑笑度过。